编写英汉字典，则是梁实秋此时的另一项工作。包括世界书局、远东书局的英汉字典大约也都在上世纪的50到60年代问世，都非常畅销，成为台湾学生学习英文的重要工具。梁实秋一生曾主编过二十余本字典。但他也说，为五斗米折腰是他之所以编字典的原因，并非有什么兴趣。由此可见，梁实秋在台湾的生活仅仅小康，算不上手头宽裕。他也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
梁实秋与字典编辑工作最初的接触是在1949年，与几位朋友为《世界四用字典》编补篇，后来才为远东图书公司编仅收五千字、初中程度适用的小型辞典。不过当时美国桑戴克和巴恩哈特河编的英文字典按读者年龄层分成启蒙版、初中版、高中版、普通版等四级，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借鉴。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他一次又一次扩编，最后造就收字八万左右的增订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成为他主编的行销最广的英汉辞典。
至于梁实秋引进的KK音标，至今仍是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注音方式。当年不少英语教师主张用英国的音标发音，但梁实秋认为，台湾接触的几乎都是美国英文，顺理成章应该使用美国发音。为应付实际需要，《远东英汉大辞典》后来再扩编十五万字的增订本时，注音才兼顾英美两种发音。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在散文与编辑字典之外，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才是梁实秋毕生的心愿。
中国迟迟没有翻译莎翁全集，始终是文学界的遗憾。因此在新月时期，最初由胡适倡议，当时的计划是由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源和叶公超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这样不到五年就可以完工。只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因空难英年早逝，再加上闻一多、陈源出国和叶公超无意于这项工作，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孤军奋战。
这项艰巨的工作才刚起头，不料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足足十多年，全中国人随时都在逃难。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北京老家，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勉励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莎剧翻译完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后来胡适也多次对梁实秋说，莎剧翻译工作完成时，他要为梁实秋主办一个盛大庆祝会。只是没想到，胡适也来不及看到这件“中国新文学史大事”的完工。
1967年8月，梁实秋用尽了在退休后的时间与精力，耗费了三十六年，译完莎翁全集，并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的第一人。如此巨大的工程由一人独力执行，如无深厚的英文与中文底子绝不可能完成。为此，台湾当局特意举办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大宴会为梁实秋庆功，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亲自到场致贺。被视为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之一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强调：“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的译作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写文章的基本要素是“信、达、雅”，翻译不比直接以中文创作，难免无法同时兼顾，尤其以“信”与“雅”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
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在《翻译莎氏全集后记》中他自述：“我想，忠于原文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在不失原文本意的范围之内，力求译文之流利可诵，那才是任何翻译者所应遵奉的信条。但是谈何容易！这两方面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要顾到原文之丰富的内涵与繁复的语法，往往就无法适当地写出流利的译文，又往往不能不牺牲原文中若干实在不忍牺牲的东西。”
梁实秋与字典编辑工作最初的接触是在1949年，与几位朋友为《世界四用字典》编补篇，后来才为远东图书公司编仅收五千字、初中程度适用的小型辞典。不过当时美国桑戴克和巴恩哈特河编的英文字典按读者年龄层分成启蒙版、初中版、高中版、普通版等四级，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借鉴。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他一次又一次扩编，最后造就收字八万左右的增订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成为他主编的行销最广的英汉辞典。
至于梁实秋引进的KK音标，至今仍是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注音方式。当年不少英语教师主张用英国的音标发音，但梁实秋认为，台湾接触的几乎都是美国英文，顺理成章应该使用美国发音。为应付实际需要，《远东英汉大辞典》后来再扩编十五万字的增订本时，注音才兼顾英美两种发音。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在散文与编辑字典之外，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才是梁实秋毕生的心愿。
中国迟迟没有翻译莎翁全集，始终是文学界的遗憾。因此在新月时期，最初由胡适倡议，当时的计划是由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源和叶公超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这样不到五年就可以完工。只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因空难英年早逝，再加上闻一多、陈源出国和叶公超无意于这项工作，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孤军奋战。
这项艰巨的工作才刚起头，不料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足足十多年，全中国人随时都在逃难。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北京老家，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勉励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莎剧翻译完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后来胡适也多次对梁实秋说，莎剧翻译工作完成时，他要为梁实秋主办一个盛大庆祝会。只是没想到，胡适也来不及看到这件“中国新文学史大事”的完工。
1967年8月，梁实秋用尽了在退休后的时间与精力，耗费了三十六年，译完莎翁全集，并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的第一人。如此巨大的工程由一人独力执行，如无深厚的英文与中文底子绝不可能完成。为此，台湾当局特意举办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大宴会为梁实秋庆功，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亲自到场致贺。被视为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之一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强调：“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的译作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写文章的基本要素是“信、达、雅”，翻译不比直接以中文创作，难免无法同时兼顾，尤其以“信”与“雅”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
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在《翻译莎氏全集后记》中他自述：“我想，忠于原文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在不失原文本意的范围之内，力求译文之流利可诵，那才是任何翻译者所应遵奉的信条。但是谈何容易！这两方面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要顾到原文之丰富的内涵与繁复的语法，往往就无法适当地写出流利的译文，又往往不能不牺牲原文中若干实在不忍牺牲的东西。”